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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原本的乾德二年,往前数两百七十七年就是开国元年,算下来就成了“大明二百七十八年”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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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后每年顺次累加,再也不用因为换皇帝就改年号,记起来也省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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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史料里,只要是牵涉大明历史的部分,都会在末尾附上一册薄薄的年号与大明纪年对照表,将每个年号对应的具体年份标注清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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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乐元年对应大明三十五年,万历元年对应大明二百零五年,连崇祯十七年都明明白白写着对应“大明二百七十六年”,一眼就能看清不同时期的时间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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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承恩、王德化和曹化淳三个大太监捧着这张对照表,凑在一块儿琢磨半天,才突然恍然大悟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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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之前军演时,圣皇特意让人放了二百七十六发礼炮,当时他们还纳闷这数字没头没尾,现在才知道不是没缘由的,竟是圣皇早有改用大明纪年的心思,那礼炮数根本就是在暗合崇祯十七年对应的纪年,为的就是给改纪年铺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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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他们哪知道,朱有建压根没这么强的前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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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当初定二百七十六发礼炮,纯粹是被日子推着走的偶然之举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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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会儿刚平定北方,又刚把崇祯年间的旧臣安置妥当,心里就想和崇祯年间的动荡彻底告别,琢磨着放几发礼炮图个吉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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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手算了算崇祯在位十七年,再加上大明开国到崇祯的二百五十九年,凑起来正好二百七十六,就拍板定了这个数,不过是给新生活、新未来添个仪式感,哪想得到后来会和新纪年撞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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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有建压根懒得解释这礼炮数的巧合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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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下人愿意往“深谋远虑”上琢磨,就让他们琢磨去,反正只要这些琢磨不耽误正事,能让大明的日子越过越好,这点小事根本不值当较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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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看来,规矩本就是为人服务的,要是有些老规矩、老说法不适合当下的境况,那就干脆修正过来,哪有那么多“祖宗定下不能改”的死板道道要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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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9章 科技创新,理论方向(一)(3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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