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下本来读书识字的人就不多,于是写万张大字报这件事,就作为政治任务向下属的十个生产大队作了摊派,每个生产大队负责写好五百张大字报缴上来,这样五千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
剩下的五千张,由集镇上的企事业单位和乡镇机关各部门承担。
集镇上有个单位的领导说:农村包围城市,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法宝。
生产大队人多,理应多承担点写大字报的任务。
二一添作五的做法,好像不大合理。
这话一出口,镇上前来领任务的领导,也觉得给农村大队布置的任务少了。
其实刚才说话的这位领导,核心不是怕大字报要写多少张数,而是怕写错。
错的不是字,而是内容。
有时候,一句话明明没问题,但标点符号没点准,一个不当心,转眼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。
多说多错的傻事,多写多错的呆事,谁都不想干,谁也不想当那个冤大头。
镇上人的话,让几个乡下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很不高兴,于是群起而攻之。
“你们集镇单位人虽不多,识字的人多。
再说我们大队里好不容易有了几个插队知识青年、几个回乡初高中生,现在都被你们集镇上的各家单位上调的上调、借用的借用。
你们不承担一半,靠我们生产大队,哪里有这个精力完成这个严肃的政治任务?”
“你们镇上的人,难道比我们乡下人,少只手,少只脚,还是少了那个东西?
你们不能总是挑肥拣瘦的。”
“说我们镇上人少了那个东西,你们那个东西不是没少吗?
那写大字报的任务,你们有那个东西的人,就多承担点。”
……
镇革委会主任越听觉得越不像话,把脸一沉:
“你们还是不是党的干部?
说话请注意文明。”
“现在是要你们用肩膀上扛的大头,不是要你们动别的歪脑筋。
这个大字报谁家承担多少,现在不要讨论了,按上级决定办。”
“哪个人要是再对这个问题讨价还价,就请他会议结束后留下来,单独参加斗私批修会,自我反省,触及灵魂深处闹革命。”
西佬镇规模小,一镇一社合在一处办公,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。
管理镇上的企事业单位和镇户口居民,挂的是镇革委会的牌子。
管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农业人口,挂的是公社革委会的牌子。
公章锁在同一个抽屉里,办什么事、用哪一块牌子,全看当日是哪一位坐在中间。
可牌子能合,心思合不到一处去。
集镇这一头,管的是户口、粮油供应、商品票证、招工招干的指标。
农村那一头,管的是工分、口粮、征购任务、大队干部的任免。
一张桌子上开会,桌子底下却是两本账。
坐在集镇这一边的,多是过去的老工商业、供销社、粮站、学校的干部,说话带城镇腔,手里攥着票子和指标。
坐在那一头的,是十个生产大队的书记,从泥里滚出来的,管着上万口人的嘴、几十条耕牛和一年四季的农时。
两边都得从对方身上使劲。
农村要化肥、要柴油、要农机具、要招生的名额,还盼着把本大队出色的青年推出去提干、参军。
集镇要紧的是口粮、蔬菜、副食品和劳力,每逢农忙,还得向大队借人。
所以镇上每次开会,明面上讲的是政治任务,暗地里谈的,还是这些。
最要紧的一块,是所谓的“上调”和“借用”……上调一个人,等于把一个城里的户口、一个干部的名分,从农村那一头挪到了集镇这一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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