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知是李阳在周六下午打来的。
那天我正蹲在石槽沟的地头,帮李长山检查新一批滴灌带的接头,手机响了,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,比平时正经了一些:“小陆,下周二上午县里有个会,组织部那边的,要求各乡镇长参加。
你准备一下。”他把话说完了,没有多解释,直接挂了。
我蹲在地头,把那截滴灌带接头重新拧紧。
李长山在旁边没有问,等了一会儿才开口:“组织部开会,一般不会让乡镇长单独参加。
你有数就行。”他把手里的钳子放下,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:“你该准备的东西,提前理一遍,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”
手机响了,方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,比平时低了一些:“小陆,我这边收到一个消息,有人在系统性地整理你过去两年的工作材料。”
“你经手的项目、资金拨付记录、几份会议纪要,还有你跟县里几个部门往来的公文复印件。”他顿了一下,“整理这些材料的人,不是县里的,是从省里下来的。
他已经走访了县农经站、财政局和国土局,问的问题很细,像是在为某个程序做准备。”方远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,“我不是在吓你,但你要有心理准备。
这个动作不是临时起意的。”
周日下午,我回到办公室,没有开灯,窗帘拉着,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。
组织部突然召集乡镇长开会,这种会议不会无缘无故地召开,要么是常规的干部调整前奏,要么是有新的人事安排要宣布。
我翻开那本旧笔记本,把参会人员名单看了一遍,在页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圈,又在旁边写了一个问号。
我坐在办公室里,把那两年的工作记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土地流转的试点、省报的报道、省委书记的批示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表扬、那笔六十万的资金——每一件事都有据可查。
但问题往往不在于你做了什么,而在于别人会怎么看你做的那些事。
周老板的账目没有问题,李长山的流程没有漏洞,我不怕查。
但有人要动你的时候,查账不是目的,目的是让你在查账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。
周一上午,我去县委办拿通知回执,在走廊里碰到了李阳。
他正站在一个办公室门口跟人说话,看到我走过来,侧身让了一下:“你收到通知了?”我说收到了。
他压低声音:“这次会议,不只是开个会那么简单。
有人提前来问过话,关于平川镇试点的一些具体情况,还问了你个人和镇里各方的配合情况。”他还想说什么,旁边有人走过来了,他没再继续。
我收到一些旁敲侧击的信息。
一个在县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来,说他听县农经站的人提起,最近有人调阅了石槽沟土地流转试点的原始档案,包括最初的会议记录和几份早期的合同模板。
他说调阅的人是省里的,带着介绍信。
我握着电话,窗外的光线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暗。
省里的人已经调阅了原始档案,他已经把那些材料翻过一遍了。
调查不是突如其来的,它像一根逐渐拧紧的螺丝,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缓缓地收紧自己的节奏。
当天下午,我从县委大院出来,在门口台阶上蹲了一会儿。
风从街道那头灌过来,沿着台阶边缘绕了一圈,又顺着墙根折返了,像是已经在那个转角处绕了太多次,对每一道缝隙都了如指掌。
傍晚,李长山也打来了电话。
他说今天下午有人来合作社办公室,说想看看当初签的那批合同的原件,不是复印件,要原件。
他让他们看了,他们在桌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,把每一份合同的边角都翻了一遍,然后把它们按原样放回文件盒里,摆成原来的顺序。
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:“我觉得他们不是来找错的,是在确认程序有没有走完。”
周二早上,我到县委大礼堂的时候,人已经坐了大半。
我在后排靠边的位置坐下,旁边的人低头翻着笔记本。
会议开始之后,先是一段常规的内容,然后主持人开始念名单。
当念到平川镇的时候,我站起来,没有多余的话,沿着过道往前走去。
谈话室在一楼走廊尽头,门开着。
进去的时候,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穿着深蓝色夹克,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,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干部,负责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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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九十七章有人要动我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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