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局长走后的第三天,刘主任又来找我。
那天上午办公室里暖气烧得有些过了,我起身把窗户推开一条缝,冷风顺着缝隙灌进来。
他站在门口,手里没有拿文件:“陆局长,老局长昨天又打了一个电话来。”我放下手里的笔,他继续说,“他说档案室还有一些旧材料,不全是他的,是几任局长留下的,一直堆着没人整理。
他问能不能让人理一理,该存起来的存起来,该处理的处理了。”他说完这句话,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“我问他这些材料重要吗,他说重要不重要,要看谁来看。
他说完就挂了。”
我靠在椅背上,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下站成一道安静的轮廓。
几任局长留下的材料,一直堆在档案室里,没人整理,也没人扔掉。
像那些没人整理的旧案卷一样,被一个接一个地积压在档案室最靠里的铁皮柜里。
下午,我去了一趟档案室。
门是锁着的,钥匙挂在门框旁边的铁钉上。
我打开门的时候,一股混合着旧纸页、灰尘和铁锈的气息涌出来。
室内不大,靠墙排着几排铁皮柜,柜门有些变形了,关上之后会露出一道缝隙。
我拉开其中一个柜子,里面堆着几摞文件,用牛皮纸绳捆着,纸页已经泛黄,边角卷起。
最上面那摞文件的封面上写着“2003-2005年项目审批记录”,字迹是手写的,用的是蓝色圆珠笔,笔迹已经褪色了。
我解开那捆牛皮纸绳,翻开第一页,看到了二十年前的项目名称、投资额、审批日期,签字栏上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,纸张边缘印着一道旧墨痕。
第二个柜子里放着几本账册,硬纸封面,边角已经磨圆了,像是被人翻过很多次。
我抽出一本翻开,看到里面是一笔一笔的手写记录,字迹工整,日期从2010年到2012年。
每一笔记录的后面都有一个简短的备注,用铅笔写的,像是记录者在等待某个确认。
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,没有看到任何修改或涂改的痕迹。
那些数字在纸页上排成一行,起笔和收笔之间保持着固定的力度。
第三个柜子里放着一个旧纸箱,里面装着一摞摞装订好的会议记录。
我随手抽出一本,翻开,看到某一页上被人用铅笔在页边写了一行字——“这件事不宜在班子会上讨论,宜先私下协调。”没有署名,只有铅笔字迹。
关上档案室的门之后,我把那串钥匙挂回门框旁边的铁钉上,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转身走回办公室。
当天傍晚,刘主任在走廊里跟我提了一句:“档案室那批旧材料,老局长说可以先放一放,不急。
他说,等你把今年的事理顺了再说。
他让我告诉你一句话——‘档案室的门不用天天开,但钥匙不能丢。
’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一周后,我开始整理那批旧材料。
那周我已经把明年的重点项目初稿报了上去,又理了一下各科室的工作安排。
周四下午,我把那串钥匙从铁钉上取下来,重新打开档案室的门,把那摞写着“2003-2005年项目审批记录”的文件搬了出来。
从最旧的开始,按年份排好,每一份都翻一遍,把不需要保留的分出来,把需要移交的重新整理归档。
那些旧文件和账册,大多已经超过了保存期限,不会有人再翻开它们了。
但在那之前,它们曾经被人从桌上拿起来过,被人看过,被人签过字,被人装进档案袋里送进这间屋子。
那些签字的人有的已经退休了,有的调走了,有的已经不在了。
那天我整理档案的时候,看到一本旧笔记本,黑皮封,边角已经磨圆了,封面上没有写名字。
我翻开第一页,看到上面写着几行字:“发改局不是审批局。
是统筹局。
审批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”字迹是蓝色圆珠笔的,笔迹端正,笔画清晰。
下面还有一行:“项目审批要做减法,不是加法。
能批的尽快批,不能批的尽早说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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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零七章退休前的交接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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